稻草狗──不談暴力，還能說些甚麼？（文／吳昊）

「芻狗者，祭神之物……祭祀既訖，則芻狗為車所轢……既車轢之後；必載以為樵。」（《魏書‧周宣傳》）

 

《大丈夫》（Straw Dogs，1971），不談森畢京柏的暴力，還能說些甚麼？

 

三十五分鐘無政府主義的毀滅和人類的暴虐相殘，你只能癱瘓的頹倒於椅上，給眼前的影像驚得手足無措。這一個狂暴的場面是極度壓迫性，（自然得助於出色的割接技法），再不容許你有思想的餘地，只是被動的牽着走（也不會懷疑一個人能否有足夠的力量殺死五個狂徒），怎樣也無法跳出來剖析事態的解決應否訴諸暴力（作出道德上的批判）。換言之，在你易地而處的時候（妻子被污，執法者遇害，外面人要殺進來，內面卻又發生兩性爭雄），亦同樣激引起自己獸性的保衛機能的條件反應：殺（否則便要被殺），再沒有任何選擇的機會。如果別些片子沒有做到的話，那麼畢京柏便給你見識他的手段：暴力的價值觀念是可以中性化。

 

稻草狗是有兩個意義，一指老子所說的「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」——畢京柏的暴力的宇宙觀，一指犧牲儀式（古中國社會有結草為狗作祭祀之用，正如成玄英疏《莊子‧天運》：「結草為狗以解除也。」）——畢京柏的暴力的社會觀。《大丈夫》那一片荒原野地滿目是自然的蕭殺（氣氛陰鬱，鴉雀無聲，生物不留——偶有亡命飛逃的驚鳥和土鼠），人為的物質世界又是同樣殘缺不全（夫婦的住所的車房未曾搭好，汽車吵得半天才能走動，多士爐拿去修理，鬧鐘斷鏈，槍和獵獸器只掛作牆飾，火爐又從未生起過火），而一個人際的社會又不見得正常（父親粗暴得失去理性，戀弟的花痴女兒，心智殘缺的跛子，幾個色情狂，還有一段行將破碎的婚姻）。《流寇誌》（The Wild Bunch，1969）有着一股愁情，是因為民謠加上宿命，《大丈夫》是滾石一球，機械的運行壓碎你的感官。森畢京柏突然把暴力看成天道（多於宿命），故此片中事件的因果問題並不重要（事情總得要發生），他的仰鏡頭也就比俯鏡倍加有力：幾次以俯鏡網羅地上的人物亦失去定命的感覺，一組仰鏡拍攝天帝（牧師）和誦詩的儀式，你便知道一件例行的「神聖」的事就要施行。David初嘗毀滅的滋味（持槍狩獵），家內的妻子卻受人摧殘，這是他要對暴力所付出的代價，天地不仁之處在此，畢京柏把兩件事情以Cross-Cutting連在一起，彷彿是要說：你在這裡向生命施暴，別一個角落又有人幹着性質相同的事情（很平常吧）。

 

片子開始的時候，孩子們手拉手繞着墓碑跑，看來就像一個原始民族的祭儀（起先影像是糢糊的神秘），向死亡和毀滅膜拜，森畢京柏總要這下一代的人物見證生命的戰場（《流寇誌》如此），應天之道（可能是和紅印第安人的民族信念有關），從而成長。只有人類才把暴力看成一種祭典，自圖騰主義開始，犧牲和征服變成宗教理想，穿黑衣服持著蠟燭的教士（David引用孟德斯鳩（Montesquieu）的話：「流血最多的王國就是基督教。」）向黑暗中談煉獄，教堂以外的狂徒開始進行芻狗的祭儀。大家都陷於歇斯底里的狀況，狂性漸漸萌生，自教堂派對的場面而下，人物的面孔（尤其David）全都變得灰白可怕，事實上下半場戲簡直發展成近乎原始宗教的犧牲儀式，就和恐怖片配上同一張面譜。

 

這實在是一個很典型的西部片處境：一個人（隱姓埋名的槍手或弱者）多次不願出手，但受到三番四次的折磨，為了維護自身最基本的尊嚴，憤然堅守壁壘拚力而戰。畢京柏在西部以外發展個人對決狂暴的西部處境，無非是要印證自己的世界觀是有其普遍及永恆之處。David退居一隅永遠隔着窗看人，就正如他只從電視機上看動亂的美國，總認為可以躲着過寧靜生活，但世界是隨着一個模式推展：這一面暴力爆發，難免那一方不是如此。這是一個可悲的處境，從David面上的愁容看出他對人間的憂鬱，不時把眼鏡除下來，只希望對週遭保持一個模糊印象。屋子是他的蝸牛殼（他說：「這間屋就是我自己」），屋子和他共有一個生命，同樣的孤獨地守着荒原，外界的暴力慢慢滲入來（先是貓兒被殺，妻子被姦，然後……），漸漸的向屋子瘋狂進擊，屋子默默的乘負着痛苦就彷彿一個生命遇襲受傷，畢京柏把屋子賦予感覺，也就加深了我們的心理負擔（我們躲在戲院的暗角裡失去安全，因為街上的人好像要殺將進來——很不好受）。為屋子而奮起還擊是唯一向自己交代的途徑。在《流寇誌》中我們已經看到對自我塑造和毀滅是分不開。

 

畢京柏對Humanity有惡的一面看法。David從不願接觸人的問題，才會着迷於天體的互動關係（天文數學），那次和牧師交談是帶着自辯的態度回到社會互動的層面上來（戰爭和基督教的辯論）。把視點從宇宙轉到了人間，本就是可喜的事情，可是一旦如此又便捲進了暴力的漩渦，《大丈夫》給人的詭辯：要接觸人性便得參與暴力，未免過於灰色。你明白了遊戲的規則？要解除心理的魔障，需得找尋代罪羔羊——那就「結草為狗，以解除也」。

 

《大丈夫》在技巧上得手，未必等如在藝術上有成就。畢京柏沒有提供足夠的資料給你支持批判的立場，他抹去故事應有的社會背景和心理背景，也殺害人物之間的關係，顯然是過於自覺的要將暴力這個原始現象重行一次的從Microcosm推展為Macrocosm。畢京柏實在也太極權，以暴烈的影像硬逼着人，那股專橫的氣勢已經淘去了藝術家的情懷。《大丈夫》及不上《流寇誌》就因為少了一分人的感情。由此亦可看出片子頗為弱於境界。畢京柏過於利用《大丈夫》顯露他的暴力手段，那麼就應該緊記芻狗的寓言（目標達成手段即無價值）：芻狗一經祭神之後，便棄之為廢物，給車載去作柴燒掉。

 

（原載於《中國學生周報》第1029期，1972年4月7日，頁10。文章經統校和修正。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