暴力就是盡頭的本身——森畢京柏訪問摘譯（文／方圓）

尊福（John FORD）的英雄永遠馳騁在不變的平地上；但畢京柏的英雄則負荷着一套死硬的道德觀念，走進一片在變動中的地域。

 

到底《流寇誌》（The Wild Bunch，1969）是否本年最突出的美國電影，相信很難下一肯定的答覆，但最賣座的一部電影，則屬鐵般的事實。外間常言道電影圈人情冷暖，而票房更往往成為一個導演受歡迎與否的寒暑表；以森畢京柏的遭遇來說，似乎是一個最貼切不過的例子。以下就是取材自最近出版的《電影與電影製作》（Film & Filming)，及《視與聽》（Sight & Sound ) 兩刊物對畢京柏訪問的一點紀錄。

 

據畢京柏本人所透露，雖然他的父親是在山上出世（一處名叫畢京柏的山峰），並且姨親更屬正種紅人，但他本身卻是在加利福尼亞洲的平原上誕生及長大，所以他常常戲言擁有一個多彩多姿的家族，這不單是指膚色而言，更主要是暗示他祖父及父親輩等族人所經歷的波折。

 

既然畢京柏一家與泥土有着如許根深蒂固的關係，為甚麼他又會對影藝生涯產生興趣呢？按畢京柏本人的解釋，這完全出於一種機緣。其實他心目中一向的理想事業，就是搞一個牧場來過活，但可惜這夢想卻沒有實現。在孩提的時候，畢京柏已很愛讀書，以及看了不少電影。長大離開海軍後，無意間選修了一門導演的學課，順理成章，於是日後順利拿走了戲劇碩士的學位。離開校門後，畢京柏一直在舞台及電視界打滾了好一陣子，後來無意中透過一位友好的介紹，竟被他在聯美電影公司（United Artists) 謀得一份小差使，甚至有機會當上唐薛高（Don SIEGEL）的助手，及在一部科學幻想影片《人類煞星》（Invasion of the Body Snatchers，1956，唐薛高早年的名作之一）出過幾次鏡。畢京柏雖然跟過唐薛高等導演，但這並沒有替他帶來好運。在聯美既不大得意，畢京柏唯有轉回電視台寫劇本，《來福槍手》（The Rifleman，1958）及《西部人》（The Westerner，1960）兩片集，便是出自畢京柏的手筆，兼且自任導演。而因為攝製《西部人》的關係，畢京柏漸漸與該片集的主角白賴恩基夫（Brian KIETH）相處得很好；承着這點關係，白賴恩基夫於把畢京柏再次拉回電影圈，擔當由他主演的《鐵漢與寡婦》（The Deadly Companions，1961）的導演。接着畢京柏又導演了美高梅（Metro-Goldwyn-Mayer）一部小製作，《午後槍聲》（Ride the High Country，1962）。《午後槍聲》並不能替畢京柏打出生路，反而片子完成後，屢遭影片公司諸多阻撓，恣意修改並擬放棄推出公映，幸好因海外發行合約問題才拿出放映，當時製片公司對此片的成績，絕不存絲毫厚望，但估不到奇蹟出現，它不單止找到欣賞的觀眾，並且歐洲方面的影評人還對畢京柏青眼有加，相當推崇。《時代周刊》（Time）亦選之為是年十大名片之一。

 

經過《午後槍聲》的不愉快事件，畢京柏明白到電影圈沒有多大發揮的機會，於是再返回電視台，與狄寶維路（Dick POWELL），和李馬榮（Lee MARVIN）合作了兩套片集，總算快快活活地渡過一段平靜的日子。不久，畢京柏重整旗鼓，再向荷里活進軍。恰巧哥倫比亞（Columbia）當時與查爾登希士頓（Charlton HESTON）有一紙合約尚未了結，四出找人搞一部片出來，成本約為三百萬元以下。畢京柏一口答應下來，接過零零碎碎的內容材料，重新編寫出一個電影劇本，就是日後的《精忠英烈傳》（Major Dundee，1965），一部畢京柏自認為畢生傑作之一（但同時亦是他生命中最痛苦的一次經歷）。起初製片人與他都和和氣氣，但不久情況就有變化了。他們之間總潛伏着衝突的陰影，就好像紅番與白人軍兵一樣，一直難於和平共存。攝製工作才正式開始，製片人就限令把原訂的工作日期削減15天，畢京柏幾經抗議亦無效。到影片最後全部完成了，哥倫比亞又立即將影片重新剪接，畢京柏一怒之下，要求把自己的名字除去，但沒有被接受。哥倫比亞將畢京柏的拷貝砍去30分鐘有多，使查爾登希士頓在片中的形象不大連貫，未能將他的脾性，特別是他行為的動機，完整地在銀幕上活現出來。

 

畢京柏的下一部電影，《賭王衛冕戰》（The Cincinnati Kid，1965），是他又一次慘敗在製片家手上的一役。他與史提夫麥昆（Steve MCQUEEN）反覆討論劇本時，一切還非常順利，但開鏡不到5天，立即就被製片人辭退，改聘諾曼朱維遜［Norman JEWISON，《龍鳳鬥智》（The Thomas Crown Affair，1958）的導演］入替。

 

偌大的一個荷里活，似乎在擯棄他、排斥他。在電影圈碰了一鼻子灰，畢京柏惟有照往常一樣，三度重返電視台。如是者一去經年，在這賦閒的時間中，雖然間或有一二製片商找他拍片，不過統統沒有成事，譬如和路迪士尼（Walt DISNEY）便曾召他寫過一個《原野奇俠》（Shane，1953）式的劇本，當劇本呈上給迪士尼過目時，所換來的卻祗是一句話：「太多暴力，但又太少犬隻了」。

 

當畢京柏對過往種種的不如意吐過苦水後，談起目前意氣風發的《流寇誌》，便立刻眉飛色舞。據他的自白，這是一部描述西部背叛朋友的作品；畢京柏力稱《流寇誌》並非一部「可愛」的影片，而是一部強暴的人物生活在暴力時間下的故事。「暴力對於片中的人物來說，並不表示他們面臨盡頭的意思，根本上暴力就是盡頭的本身。」畢京柏如是說。對於《流寇誌》一片，他認為已能把心目中的理想實現了九成多。

 

繼《流寇誌》的成功後，畢京柏再接再厲為華納七藝公司（Warner Bros.-Seven Arts）續拍另一西部片，《荒漠怪俠赤手闖天涯》（The Ballad of Cable Hogue，1970）。據稱該片的風格將略帶一點喜劇成分。

 

最後，當問及最喜歡的電影，畢京柏列出《羅生門》（1950，黑澤明導演），《大路》（La strada，1954，費里尼Federico FELLINI 導演），薩耶哲雷（Satyajit RAY）的《阿培三部曲》（The Apu Trilogy，1955-59）；以及尊福的西部經典作《大俠復仇記》（My Darling Clementine，1946）等，均是他心目中的最佳電影。

 

（原載於《中國學生周報》第907期，1969年12月5日，頁10。文章經統校和修正。標題為編者所起，原題為〈森‧畢京柏〉。）